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是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和其它方面创新的核心和灵魂。因此,人类的一切创新活动总是首先把创新的关节点放在理论创新上。当今时代,是一个伟大变革的时代,这是一个急需理论创新的时代。当今中国,是一个蓬勃发展的中国,这是一个培育理论创新土壤的中国。无论是时代变化还是实践发展,都迫切需要我们更加具有理论创新的品格和姿态。因此,加强对理论创新研究,对于推动体制创新、技术创新,最终推动社会的科学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一、理论创新的特点
1、创造性
创造性是理论创新的灵魂,任何形式的复制、模仿都是赝品,创新是对旧有理论的根本性否定和批判,是不断对以往的理论实现新突破和新超越的过程,是一种崭新的符合实际情况的理论,具有与时俱进的可贵品格。从哲学的高度来说,它不是渐进式的量变过程,而是跃进式的质变。
比如,20世纪初,爱因斯坦创立的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突破了牛顿经典力学和绝对论,这就是一个伟大的创造。在牛顿时代,人们认为事物的发展是有序的、渐进的,因果关系比较明显。而到了爱因斯坦时代,人们认为事物的发展可能是突变的、跳跃的,因果关系并不明显,这就为合成化工技术、原子能技术、航天技术等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我党是一个高度重视理论指导并善于理论创新的政党。胡锦涛同志指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具有蓬勃生命力的关键所在,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探索中,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理论创新,领导中国从一个胜利走向新的胜利,谱写了一曲从争取民族独立到国家富强的雄浑壮丽的诗篇。一部党的发展史也是一部党的理论创新史。纵观我党的理论创新的历史轨迹,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4次飞跃。
2、人民性
一切理论创新都必须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为出发点落脚点。自从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哲学名言起,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颂扬的“天赋人权”与“个性解放”和德国古典哲学对法国启蒙主义的理论升华,一部哲学史就是人类不断追求真理、争取人类自身自由与幸福的历史。
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人类也起了许多弯路,如欧洲中世纪漫长的神学统治,20世纪中叶,在“优等民族论”指导下的纳粹暴政,我国“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等。但这一切都不能阻挡人类向前发展的浩浩长河,它们由于没有充分代表人民的利益,就必然在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只有代表人民利益的理论创新,才是有生命力的创新。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这是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理论创新。由于这一理论代表人民的利益,因而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才有了世界范围内蓬勃的工人运动,才有了社会主义国家建立,才有了世界性的殖民体系的解体。
我党的理论创新也总是以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准则。毛泽东思想把人民群众看作是历史前进的主体,“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把人民利益放在制高点上,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我党根本宗旨和行为准则。邓小平理论在概括社会主义本质时,把“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作为最重要的内容,在衡量改革是非得失标准的“三个有利于”中把“是否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作为题中之义,邓小平还一再强调,我们开展一切工作都要问一问“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答应不答应,人民高兴不高兴”。同样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也把“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最终目标,并指出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强调发展不是为发展而发展,要把人的发展作为发展的最高宗旨和目的。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3、科学性
理论创新,它在理论形式上是符合逻辑的必然推理,在社会实践中是符合实际的现实演变。因此,它必定是一个由相对真理向绝对真理不断逼进的过程。在科学性上,必须注意两个问题:
理论创新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理论创新是在原有理论基础、实践经验上的批判、发展、突破。某一时的创新是也许具有偶然性,但它一定是寓于长期知识积累的必然性之中,机遇不会光顾没有准备的头脑。
理论创新也是时代的产物。实践发展永无止境,理论创新也永无止境。创新的理论也不是一个终极真理,它不过是无数相对真理发展链条中的一环。因此,我们不能苛求某一理论在何时何地、何种条件都适用,如果这样,只能窒息理论的生命,折断理想的翅膀。
二、理论创新的使命
理论创新是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升华,又在更高层面上指导实践。伟大的实践孕育科学的理论,科学的理论指导伟大的实践,不断发展着的丰富实践活动,迫切需要卓越的理论创新为其开路导航。
1、引领新的社会实践
知识经济的到来,要求加速理论创新。知识经济已然席卷全球,知识的更新在加快,知识的传播速度在加快,谁站在科学技术的最前沿,谁就站在发展的最前沿。而技术的创新必须依赖卓越的理论创新,缺乏基础理论的创新,其发展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最终会削弱技术的发展。这一点可从美、日经济的比较中得到证明:美国、日本在二战后都创造了经济奇迹。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步入长期的经济衰退,而美国一反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波动的规律,持续数年稳定增长,虽然美国也出现了2008年以来的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经济衰退。但总体来说美国经济具有较好的成长性和竞争力。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美国一直注重基础理论研究,而日本则偏重制造物品。据日本本官方机构分析,日本研究开发长期偏重于产业技术应用,其基础知识和基础技术储备只相当于美国的五分之一。由于知识经济的到来,日本产品模仿越来越走到了穷途末路,还没等日本人学会仿造美国的产品,美国人新一代的产品又问世了。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加强卓越的基础理论创新显得尤为迫切。
全球伦理危机呼唤理论创新。全球伦理是指全球范围内共同认可并自觉遵守的有利于全人类生存发展的秩序要求。人类在发展的同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矛盾,陷入难以自拔的窘境。东西问题、南北问题、生态问题、基因工程问题等等无不困扰着人类。工业文明使一些人认为人类已经能够摆脱自然的束缚,成为主宰地球的精灵,然而发展中出现的这些问题迫使人们去思考探索解决问题的新途径。这就为理论创新提出了更高要求。
我国现代化建设遇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理论创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在发展过程中必然会遇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解答人们思想上的疑惑,找到解决实际问题的路子都必须靠卓越的理论创新。如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陷入低潮,而美、德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和数度经济危机仍能劫后余生,这到底是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还是修正主义的破产,亦或是资本主义内部的变化发展?跨国公司的出现和股份制的广泛发展是否消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是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同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而跨国公司和股份制部分改变了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形态,在一定程度上也属公有,这是否解决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又如,在党的建设方面,我们党始终反腐败,为什么腐败呈蔓延之势?我们党怎样才能跳出历史的周期率?等等。这些问题如果没有理论创新来回答、指导和深化,我们就迈不开前进的步伐。
2、迎接反科学思想的挑战
近年来,邪教、“特异功能”、学术诈骗等反科学思想很猖狂,它们披着科学的外衣,到处招摇撞骗,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破坏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这些伪科学在某些地方之所以得逞,除社会转型期,一些人信仰迷失,而思想政治工作又不到位外,缺乏令人信服的卓越的理论创新给一些自然之谜以科学的解答也是其重要原因之一。至今人们仍不能清楚地了解宇宙的起源、智能的产生等,从而使伪科学有机可乘,编造谎言来占领科学的空缺。
在笛卡尔、培根等著名思想家提出“人是万物的主宰”这一论断后,工业文明时代所创造的巨大成果使人类主体意识恶性膨胀,从而造成今天的全球伦理危机,于是一些人借机大肆鼓吹科学是人类自身发展危机的罪魁祸首,一切灾难性后果都是高度发达的科学造成的,主张取消科学,回到自然经济的状态之中。这种对科学的失望正说明现在的科学水平还很不够,急需要许多理论创新去推动科学的发展。
(责任编辑:魏宏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