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哲学原理告诉我们，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起能动作用。能动作用主要表现在意识反映客观世界是主动的，具有选择性和创造性，它可以直接指导和支配人们的行为。如今，各种群体事件频现报端，社会心理问题遍及各类人群等等，呈现愈演愈烈的态势。这些事实提醒我们，在加快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人们的心理问题越来越成为重要的制约因素。
　　一、和谐心理的含义 
　　和谐心理是指人们在社会经济生活基础上所形成的情感、意志、道德、习惯、思想观念、理想、审美情趣、社会舆论等等的积极的健康的社会心态。本文仅从构建在政府与公民的关系上探讨这种和谐的社会心态。它是一种普遍性的、存在于某一地区的、不完全以感性形式表现出来的精神状态。
　　公民与政府的和谐心理是一种情绪，一种忠诚，一种互动的感觉。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拥护不拥护，这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作为政府工作的根本判断标准。也是一种判断心理和谐的标准。如果人民感到没有正义，感到无可奈何，感到官官相护，天天生活在左右顾盼，国家的和谐发展是不能的。
　　二、当前政府与公民的不和谐的心理现状及分析
　　我国当前政府与公民的不和谐的心理现状通过以下三个典型案例可见一般：
　　（1）心理补偿
　　2004年11月7日上午，满载3万件扶贫救灾衣物的卡车徐徐驶进银川市西夏区兴泾镇政府院内，在立冬之日，这些寄托着嘉兴人民友谊的衣物被送来了。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这个本应充满暖意的捐助活动上，却上演了数百名群众群起哄抢的闹剧。(《宁夏日报》2004年11月8日报道)
　　本来是政府的施善行为，为何却成为群众集体哄抢行为？
　　由于长期受多种灾害影响，该镇2万人口中，30%是贫困人口，十分之一是特困人口，全镇每年都会收到捐助物资。当代贫穷人口的心态是什么？有学者认为贫穷是“一种生活环境，在这种环境中，收入低，就业不充分，住房破烂，精神压力和外界压力都大，在社会上他们没有权力，难以接近受人尊敬的地位，贫民总有一种不安全感，情绪不稳定”[ 阎志民编：《中国现阶段阶级阶层研究》第402页[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4]一般说来，对自己生活状况满意的人，往往选择正常渠道来表达对其它事务的不满；反之，对自己生活状况不满的人，更可能倾向于选择非制度渠道并以较激烈的方式表达其不满。伴随着贫富差距、地区差距仍在扩大，再加上我国存在一些非法致富、腐败致富等现象，一些人靠钻政策和体制漏洞而暴得大利，一些部门和单位靠垄断而获取超额利润，这对贫困群众的情绪是一种严重的挫伤。他们原来也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现在却因为天灾人祸、体制改变、没有社会关系等种种原因发现，他们并非比别人愚蠢，他们并不比别人少力气，他们并不比别人少知识，而是他们没有获得相同的机会，改革所付出的代价与他们应得到的补偿不对等。于是他们的心理变得不平衡，再加上法律在一些方面的缺失，使得他们从对自己生活状况不满变成普遍有了一种混水摸鱼的投机心理，只要能多吃就多吃，能多占就多占，能多要就多要，甚至到了能多抢就多抢。所以，在心理上，他们也有一种“活在世上，太老实吃亏”“大鱼捞不到，小虾也要捞一点” 的“醒悟”。有调查表明，谁都在痛恨、批判、咒骂政府的腐败现象，然而为了实现自己的小利益，却有50%以上的人愿意采用“只要能达到目的就不管手段性质的”“能捞一把就捞一把”到甚至“我也想腐败，就是没有机会”是他们内心真实的写照。利益失衡导致心理失衡，采用一些极端的不道德的行为手段作为自己利益的“补偿”是当前社会危机一个重要的诱发因素。
　　正如何清涟说：“意识形态不承认社会现实的合法化，那么社会秩序也就没有办法规范化；没有办法规范化，整个社会就会无序化并碎片化。一个无序化与碎片化的社会是缺少安全感的”[ 何清涟著：《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第63页[M]，桂林：漓江出版社，2001、1]。可见，一个良好的社会规范，一个健全的法律体系对于塑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意识具有多么重要的含义。反过来说，一个良好的社会心理对于我们本来刚刚脱离人治走向法治的制度依赖、程序行政来说，起着无可替代的催化作用。
　　（2）无奈心理
　　浙江省东阳市画水镇的村民们由于化工企业严重污染当地环境，多次上访仍没有得到解决，便自发搭建了路障和毛竹棚，阻止厂区车辆运送原料和货品出入。2005年4月10日，地方政府一次性组织数千执法者，并派出警车和大巴车、救护车共有100多辆运送执法人员一同前往采取清理行动，在拆除搭建物时遭遇数万村民围堵，引发部分警民肢体冲突。由于政府的理性应对和警方的负重克制，事件中并没有村民死亡，只有数十人受伤，其中十多位是老人；警方伤者更多，包括当地一名副市长和派出所所长被打成重伤。
　　从心理学上说，和谐实际上就是一种内在心理上的平衡和认可。角色、认知、人格、期望得出心理上的不和谐主要是来自个体本身压力的结论。在普通老百姓的印象中，政府在现实生活中一直扮演着管理者和统治者的角色，政府部门面对公众的合理质疑和批评建议，更多的还是被动回应，虚假的真诚甚至是一味的沉默。正是因为政府部门缺乏互动的动力，造成回应的时候被动总是多于主动，使得政府与民众不能够达到和谐流畅的沟通。政府总要给公民一个生存的理由，正如邓小平曾指出：“群众有气就要出，我们的办法就是使群众有出气的地方，有申诉的地方。”[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74页]
　　有专家指出，从中国政府成立之日起，50年代依赖政府，60年代紧跟政府，70年代反思政府，80年代相信政府、90年代怀疑政府，如今重塑政府。不去论证其完全真实性，但是百姓心中自有一种明理。改革开放初期全国一片沸腾，相信政府的改革是为了走向小康社会，走向共同富裕。90年代过后，人民不得不对政府的举措，最初的初衷做出怀疑，尤其在一些官僚政治张张无情的脸上，在一些传统的行政管制方法过度滥用后，人民依赖政府解决问题的心理逐渐破碎，自卫替代无奈便上升成了人民的首选，“要么上中央，要么上天堂”便是他们心态的反映。一方面，上访中央使得地方政府愈加恼火，双方的关系更加紧张，恶劣。另一方面，“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的心态迫使村民选择的只有从无奈到众志成城的村里自卫、乡乡联合。毛泽东曾说过，人民内部矛盾是分清是非的问题，只能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也就是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决不能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即强制的、专政的方法来解决。也如奥斯本所言，大多数人在同政府打交道的经验中，最大的刺激是官僚政治的傲慢：“它高高在上的面孔，传神地通过那些手握公章、满脸灰暗的公务员传达出来，它讨厌得就像卡夫卡笔下的城堡”[ 许知远等编《公共知识分子的声音·转型时代》第112页[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1]提高我们的执政能力首先就是要提高处理重大事务的能力，关键是我们的政府是否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是否采用了理性沟通和柔性处理的方法。当百姓的言语已苍白无力时，人们就会深深的压抑，当压抑已极而又恰逢星星之时，弱势者身后就出现了自发的NGO力量。
　　（3）不满心理
　　重庆万州主城区因临时工冒充公务员殴打进城务工人员，引发了一起严重的群体性事件。(新华网重庆频道2004年10月20日报道)
　　万州区群体性事件从案件本身来看，确实是一些不法分子的煽动所为，可是数千百姓的热情一下子就被点燃，显然不是有组织，有预谋，而只是一起突发性，冲动性的事件。群众不满者主要是那些在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过程中的利益受损者，包括下岗失业者、农民、低收入人口、收入水平下降者，以及不同利益受损者。这种大范围的不满情绪已经形成破坏中国社会稳定的催化剂，它的迅速积累甚至有可能演化为社会动荡的导火索，或者当出现突发性事件时，这些不满情绪会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成为‘燎原之势’。
　　综观这三个事件，没有任何人会说，那只是发生在某些小地方，与己相差甚远；而且从事件的起因来看，有政府本身在处理矛盾时的过激行为，也有政府本身善意的行为，甚至还有似乎与政府本身毫无关系的行为。从本质上说，政府与群众的关系也属于人际关系的一种。心理学告诉我们，任何和谐人际关系的达成，都是人际双方基于平等、尊重之上相互沟通、体谅的结果。显然，如果其中的一方对另一方长期缺乏信任，对之深怀戒备，甚至从对方身上感到一种被剥夺、被歧视，那么随着这种屈辱心理不断积累，人际必然恶化，从冷漠走向愤怒在所难免。10月27日的巴黎骚乱[ 《巴黎骚乱折射欧洲移民政策缺失》，北京，《新京报》：2005年11月6日]似乎也证明了这点。追求心灵自由的学者何清涟说：“前些年众多心理失衡的，以发泄为主的代偿行为一般都控制在法律的限度之内，而自1996年以后的，其种种代偿行为已冲破了道德和法律的临界限，多数人是故意为之。”[ 何清涟著：《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第29页[M]，桂林：漓江出版社，2001、1]目前我国的许多突发性事件大都属于“能量积累型”，这些能量的积累且已经过了安全期。经验表明，如果不能解决或拖延解决，甚至对上“封锁消息”，将最终“一触即发”。一旦突发性事件转化为现实放大型事件，对政府的形象又会造成危机。
　　有资料显示，某网站公布了一项调查数据，调查范围是全国经济发达、次发达、较边远三类地区中的五十个大、中、小城市，调查内容是对政府的工作和期望、信任度。调查显示，只有两成的民众表示信任政府的工作。[ 程倩：《政府信任关系：概念、现状与重构》[J]《公共行政》2004、9，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尽管网站的数据颇缺乏一点说服力，但是事实却不得不让我们相信，至少还有好几成的国民，即没有享受到各种权力带来的好处的人，甚至可能还包括那些“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中层人士，他们处于一种十分矛盾的心理中：一方面他们对这种“秩序、现实”表示愤怒，另一方面又深深感受到自己的无能为力。在面对此类群体事件之时，如果能保证自己在事后并不受到官方的惩罚，他们是会愿意参与的。他们觉得这也是一种积极的政治参与，有了他们更多的参与才能让我们的政府更愿意下大决心去解决，才能让中国的高层更加关注社会出现的群体现象。这正应对了大团体中的个体的行为困境。万州事件，对于万洲的愤怒群众来说，有了一个值得参与而很可能逃避惩罚而又可以发泄愤怒的行动机会。
　　三、如何构建政府与公民的和谐心理
　　老百姓的心态始终是中国社会稳定的‘晴雨表’，也是中国社会治理的‘测量计’。建国60多年的历史特别是30多年的改革开放历史告诉我们，社会稳定是保证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重要基础。社会稳定的核心是人心稳定、人民满意；反之，人心不稳定、人民不满意，就会引起社会不稳定。构建和谐社会，构建的是心理和谐。
　　1、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强化政府回应
　　构建政府与公民的和谐心理，关键在政府。政府大力增进公众亲和认同心理，就要求政府必须以身作责，严于律己。在利益分化和利益主体多元化的今天，我们的价值取向和舆论导向不但要有针对性，更要有真实性。否则，必然会失信于民，甚至出现逆反心理。温总理面对“11·28”矿难职工家属，流下了悲痛的泪水；为农妇熊德明的丈夫讨回了两千元工资；并于旨在农民增收的“一号文件”上郑重签字。牛玉儒、任长霞等一个个为民形象的树立对公众心理有直接影响，公众从这些展示中意识到“包青天”的存在，从而增进了安全感。克服逆反心理就是要让公众合情合理地接受正面信息，设身处地为政府所想，所做。每一个危机的爆发就伴随着政府的一次形象露相。抗击非典、阜阳奶粉事件、重庆打黑事件，一次次危机的处理将会在良好公众心理塑造上取得超值回报。
　　强化政府回应意味着政府对公众的期待和要求做出及时、负责、高效的反应，不得无故拖延或没有下文，在必要时还应当主动地放下官僚姿态，用甘愿做人民的仆人的精神去求得人民的理解，化解人民的矛盾，尽可能回避与人民的冲突，而不应采取对待敌我矛盾的专政手段。牵涉到人民的生活，身体健康等方面的环保问题，为什么得不到政府的有力的支持，而是一个个行政不作为。在矛盾激化的关键时刻，政府还是按照原有的思维模式，粗暴地动用暴力专政工具。不是扎扎实实的去解决人民的根本问题。发现矛盾、消除矛盾、化解矛盾，需要高超的胆识、气魄和能力，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要求。作为政府应积极争取主动，努力提高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能力，配合政府及有关部门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解决利益矛盾，自觉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
　　2、深化改革，消除腐败
　　改革需要人们有健康、良好的心态，而健康、良好的心态的形成，最终依赖于改革的深入发展，并不断取得胜利。无论什么样的心理，都来自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和谐心理不能脱离人民的实际需要而空无虚渺，海市蜃楼。健康社会心态首先来源与人们合理的利益和需要得到满足，合法的权益得到保障。这些都是靠制度的供给和保证。
　　腐败现象是对制度最大的挑战，影响社会心态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所以，构建和谐心理关键还是要反对腐败，制约腐败。原山西长治市委书记吕日周可谓是个政坛上的一个有争议的人物，据媒体报道，在他离任的那天，百姓景象是十里长街哭送啊。另一个市委书记仇和也是大力推进政治改革的人物，他说过一句话，中国在几十年时间走完资本主义两三百年走的路，中国就必须要走压缩式饼干的道路。在发展经济与治理腐败的问题上，他们两个人都做到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他们都加大了治腐的力度。他们的执政方略如何深得民心，就是因为他们把治理腐败放在政府工作的第一位。当今人民对评价政府标准的普遍心理是，只要大力治腐就是好政府。从构建政府和公民和谐心理的层面上说，加大对基层政府的治理可以使百姓看到实实在在的效应。一是基层政府与百姓联系最多，基层政府在百姓心中就是中国政府的代言人。二是基层舆论工具不力。由于地方政府对本地新闻媒体的特权控制，很多地方媒体往往不能像中央等一些权势媒体敢负责的把案件公布出来，即使受了惩罚，也不见报端。这就是尽管每年基层官员处理了不少，但是当地百姓却还是很少看见他们身边的官员被处理。
　　3、加强服务型政府建设，营造和谐氛围
　　明确行政服务机构是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基本载体和主要举措，其任务是规范行政行为，提升公共服务，方便社会百姓。为此行政服务机构建设应该坚持两个目标：一是便利；二是亲切。便利就是一切为顾客着想，为人民办事节省货币成本和时间精力的成本，争取实现“零成本”；亲切就是服务要微笑，具有亲和力，增强政府与公众的和谐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从真正意义上建设行政服务机构，推进和谐政府、和谐社会的建设。
　　针对我国服务型政府的建设现状，整合各种措施，实现职能明确化、服务便民化、事项具体化、办事制度化、工作与考核最大限度数量化。.积极探索服务型政府的管理创新，努力提高政府的管理与服务水平。对服务型政府的规范问题，可以利用ISO9000质量认证等手段，进一步规范政府服务中心运作；对于制约“中心”发展的体制性和机制性问题，可以以整合审批职能成建制进“中心”为突破口，杜绝“两头受理”和“体外循环”。同时，切实加强行政服务理论研究及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交流，为服务型政府的创新发展提供动力支持和指导理论，建立全国行政服务机构沟通交流的长效机制，使公民在健康、良好的心态下，享受政府提供的管理与服务，构建公民与政府的和谐氛围。

（责任编辑：魏宏齐）